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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与社会︱巴黎温州人的移民史

时间:2019-09-17 07:10来源:未知 作者:出国资讯网 点击:

  我在巴黎做调研时,发现在法国生活的人中有20%以上的人或是移民或有移民背景。法国有很多黑人,因为白人生育率低,有些人到非洲领养好几个黑人孩子。在巴黎,黑人、穆斯林人的生育力很强,一般都有六七个孩子。当然,这和法国的社会福利制度相关,少儿津贴高,所以很多穆斯林找不到工作,生五六个孩子,有住房补贴、儿童补贴、失业补贴,光拿津贴就能生活下去。

  巴黎左岸相对富有,右岸的93区、95区聚集了不少贫民。93区是黑人、穆斯林的聚居区,据说法国公司看到求职信件上的地址是93区,就原封不动地直接退回去或者根本不回复,因此法国的社会也是这样的。在这种情况下,应该如何研究在法国的中国移民呢?

  1988年,我硕士毕业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工作,不时有一些小学同学来看我,找我喝酒吃饭,才知道他们在大红门一带做生意,那里聚集了不少温州人。读博士的时候我对导师陆学艺先生说,在北京南面离五六公里的地方集聚着十几万的温州人。陆先生说这个事情要去好好研究,博士论文就做这个。于是我就在那里开展一年多的田野调查,参与到他们的生活和活动中去。

  上世纪十年代流行穿皮夹克,他们中有许多人做皮夹克生意,我跟着他们去采购皮料,观察他们生产制作,后来写就了题为《社会流动与社会转型》的博士论文。这本书出版以后,法国有两位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找我,并告诉我,巴黎也有很多温州人,邀请我去研究。1998年,我去了法国巴黎高等研究院当访问学者,在巴黎住半年。当时我关注的是:同样一批人,在不同的制度、政策下,行为会发生变化吗?如果会变,是怎么变的?是什么原因?如果没有变化,那又是什么原因?

  温州人在巴黎,最先居住在巴黎三区庙街(Rue du Temple)一带。我的一个高中同学很早就偷渡到巴黎,后来因受不了那里的艰苦生活,就回国了。我在出国之前,找到他,请他介绍他的巴黎朋友给我。我到了巴黎不到两天,就去找他巴黎的朋友,说明来意后,他的朋友就把一间用三合板隔离出来的房间租给我,我就搬过去住那里,便于就近观察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以及社会交往。

  第一次调研,我在法国待了半年,确实了解到很多法国巴黎温州人的事情。当时我关注的是,他们是如何融入这个社会?以什么方式融合?等问题。经常说温州人很团结,但是从内部来看,他们也有许多纠纷,甚至多勾心斗角,也有为争利益、争面子而大打出手,闹得满城风雨,惊动当地。但是在外部人看来,他们又被称为“东方的犹太人”,不仅相当团结,而且遍布全球,世界上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温州人,即使与中国没有建交的地方也有温州人。

  温州人号称敢为天下先,能吃苦耐劳,其实都是逼出来的。温州这个地方以前很穷,土地少,不像东北有广袤的黑土地,粮食生产量比较高,又是计划时代的宠儿。相反,温州地处对台前线,国家几乎没有项目安排在那里,除了常规的单位能提供少量工作外,当时就业是一个大问题,劳动力剩余严重,不得不想方设法去找活干,找生存之道。好在温州靠海,海上交通便利,能够外出,再加上观念开放,商业观念比较浓厚。南宋时期,温州就有永嘉学派,与当时的程朱理学并立而存,永嘉学派又称为事派,主张士农工商皆平等,其土壤就是温州的商业文化。这样的商业文化和哲学思想,以及恶劣的生存条件,铸就了温州人敢于人先、敢闯天下的品性。

  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,华侨在温州是很吃香的标志,移民海外成为一种时尚。当时,那些曾在海外待过多年、四五十岁还没有老婆的男人,回到温州娶老婆,都能娶到十七八岁的漂亮女性,让国内的男人羡慕不已。华侨回国探亲,给亲友送四五十块钱的礼金,成为轰动的事件,这进一步促使那些有海外关系的人出国,那些没有直接海外关系的人也千方百计找关系移民海外,一些本来在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工作的人也辞职出国。其中去巴黎是重要的选项。

  温州人较早开始了移民海外。清朝时,温州人先移民到日本,但关中大地震以后,日本人传播谣言说地震是移民带来的,因此很多朝鲜人、中国人被杀害,当时移民日本的温州人被杀害了不少,活下来的纷纷跑回,转向下南洋(印尼、马来西亚等地),其中有一部分辗转来到法国。

  巴黎的温州人中,还有一部分是一战留下来的中国劳工。一战的时候,北洋政府支持协约国派出十三万劳工,战争结束以后还剩下十一万。法国政府给参加战争的中国劳工每人几百大洋。这些劳工中,山东、安徽等地的基本都回到中国,因为一战以后,法国经济也不好,他们觉得家乡土地很多,可以拿着这笔钱回去购地当地主。但是温州土地少,回去无地可买,于是便有上千温州人留在了巴黎,他们当矿工,或者自己开餐馆等,找到谋生之路。由于欧洲先后发生两次战争,导致大批男人死亡,法国的性别比失衡,于是,留在法国的很多温州人都可以娶到法国女性,尽管有的在国内已经有老婆,但是远隔千山万水,他们也顾及不到这一点了。此外还有一部分早期通过俄罗斯去到法国的人。到上世纪50年代,虽然中国受到西方国家的封锁,但是走出去并不困难,又有几千人移民去了法国。当然,当前在法国的几十万温州人中,大部分是改革开放后去到那里的。

  走出去的温州人主要有三类:第一类来自温州贫困区域。他们文化程度不高,但生存能力特别强,在社会学习中获得成长,他们占了移民很例。第二种是温州市区的“社会人士”。当年温州缺少就业机会,就出现一批在社会上游荡的人,他们后来积极参与“”的“武斗”,甚至有的还加入黑社会。改革开放以后,一方面有了出国机会,另一方面政府加大严打力度,这些人纷纷出国,寻找发展机会,有不少人去到巴黎。第三类是机关事业单位的人。改革开放以后,出国是很时髦的事情,当时家里有华侨,作为侨属很有地位,吸引了不少已经抱着“金饭碗”的干部辞职出国。

  温州人早期在巴黎,主要靠“三把刀”生存,即菜刀、剪刀、剃头刀。菜刀就是开餐馆,最早的餐馆名字叫永嘉餐馆;持剪刀者主要是从事服装、布料、皮包行业;剃头刀能谋生是因为在巴黎理发比较贵。

  改革开放后,大批人通过各种方式来到法国,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以各种名义偷渡到法国,当时的费用在12万元以上。他们或是亲友支持,或是从社会上借贷的,一般来说,到了法国,至少需要做五年左右的黑工才能还清这笔钱。然后再想办法成为合法劳工。当他们拿到居留证后,第一个念想就是自己开店当老板,一般在一两年时间内就能当上老板,然后开始追求成为华侨领袖,因为国内有政策,侨领回国很风光,能受到地方党政领导的接待,也成为招商引资的主要对象。因此,在巴黎温州人中,曾为当侨团会长或副会长而打破血头。

  上世纪8、90年代,巴黎的温州人主要从事服装皮包行业、餐饮业、杂货销售等。随着从业者越来越多,他们开始出现集聚,形成伏尔泰街(十一区)、美丽城、三区等三个集中活动的街区。较早到巴黎的温州人已经获得合法身份,成为老板,晚来的便在温州人圈内打黑工,主要是给早来的亲戚朋友打工。他们一天要工作15、16个小时,拿计件工资,挣的钱或还债,或存下来,没有其他消费。他们的下一代都说,父母这一辈像牛一样干活,像猪一样吃饭,像鸡一样睡觉。他们之所以如此玩命干活,目的就是能够拿到合法身份后当上老板,然后将国内的老婆、孩子和其他亲戚带出来。

  从1975年开始,法国实行零移民政策,意思是不接受任何移民了。但是,移民关系是一个链条,并不是说法国政府想拒绝就能拒绝得了的,他们会通过这个链条,以各种方式来到法国。当然,法国在出台这样的移民政策的同时,也会受制于它所一直秉持的人道主义价值理念,夫妻俩相隔异地太久、父母与子女分离等,都是违背人道主义的。于是,法国就有了家庭团聚政策。在家庭团聚政策下,就会出现各种寻租行为,真是上有政策,下有对策,比如,单身的就赶快找个人结婚,没有孩子就从国内的亲戚家领养或者过继,通过各种方式把国内的人带到巴黎。

  与此同时,法国渐渐地开始允许部分特殊行业招收特殊工种的工人,特别是有特殊技能的人,比如中餐馆招厨师。我见到一个人通过招工、领养和请别人帮忙带的方式带出去400多位亲戚朋友,几乎把自己国内所有的亲戚都带到欧洲,包括结拜兄弟的孩子。现在他的亲戚朋友遍布整个欧洲,形成巨大的社会网络。还有在温州的一个村庄,绝大部分人口都在欧洲,国内只剩下五六十个老人,在西班牙、意大利、法国、德国等国家地区有五六百人,每年在欧洲召开全村大会。温州有一个镇,国内只有几千人了,而有2万多人遍布世界各地,在镇学校的墙上挂着世界地图,标明各地的时间。因此,在法国的温州人,他们的社会关系网不限于法国,而遍布欧洲,形成资源互补,比如意大利大赦,他们就都到意大利获取合法身份,再回法国工作,因为在欧洲国家,劳动力市场是流通的。实际上,绝大多数巴黎温州人是在法国实施零移民政策之后来到巴黎的,而不是之前,可以想见的是要限制甚至杜绝移民的来临,并不那么容易,甚至可以说适得其反。

  由此可见,在这个移民关系网中温州人互相支持,互相利用。中国人讲人情不仅仅是人情,其中也有利益。当然,温州人在移民环境中,其一些看法和做有所变化,比如原先比较重视文化感情的,但是到了移民环境中,他们更重视实务,更秉持理性来思考人与人之间的交往。

  在巴黎刚开始当老板会面临资金短缺,但温州人自己有民间借贷,叫做抬会。温州人的抬会注重信用,靠的是熟人关系,与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相似,因此不需要契约或借条,口头契约就可以。一个人想当老板募集资金,事先跟亲戚朋友打招呼,定个日子,在酒店里办几桌酒席,邀请五六十人,听取他的经商策划构想与资金需求,一般都是五六十万欧元。参加酒席的每个人会借1万欧元给他,收取利息,当然也有不需要利息的。温州人的抬会分干会与活会,干会是白借,不收利息,活会收取和银行利率差不多的利息。不同的是,银行需要抵押,而抬会只需一桌酒席,当晚就可以获得五六十万,第二天当上老板。

  抬会后,借款人在借钱的第二个月开始,每个月还一个人的借款,用50多个月时间还清,但越往后,利息越高。而还钱的顺序通过抽签决定,抽到几就是第几个收账,这其中既有市场规则,又有人情规则。从这里可以看到,为什么那么多温州人都能当上老板的原因:从最开始洗脚上田到成为老板,靠的就是社会网络。老板越多钱越好借,形成累加效应,因此,在二三十年间出现很多温州老板。

  1998年,温州人在巴黎主要从事中低档的服饰皮包行业和开餐馆。巴黎也有香港人的餐馆,大都是豪华的高档餐厅,而温州人主要针对中下阶层,因此1990年代,香港人在巴黎的地位比温州人高。后来温州人改做皮包,可那已是犹太人的天下,开始只能给犹太人加工。做了一段时间加工生意后,温州人积累了一定资产,就开始模仿犹太人的做法,在街上看见犹太人制作的皮包,买回来研究一下,就能制作相似的产品,市面上很快就有大量同款东西。当时犹太人已经法国化,周末休息,但温州人没有休假的概念,周末不停工,生产率极高。于是犹太人慢慢地感觉到,做中低档箱包,难以与温州人竞争,转向做高档的箱包,把原先的店铺转手给温州人,此后犹太人开始进军高档皮包,如LV等,由温州人进行代工。同时,温州人继续制作一些中低档皮包,运往非洲、中东甚至国内。

  随着聚集的人数越来越多,市场形成恶性竞争,巴黎的温州人开始转向其他行业。特别是2001年后,中国加入WTO带来新的商机,助他们由生产转向贸易。他们发现在国内生产产品比在巴黎便宜,于是,手中有一定资金的人就回到长三角、珠三角等地,依托国内招商引资政策,在国内办厂从事生产加工,再运去巴黎销售。

  1998年以后,我每隔几年都会去巴黎做点调查,看看温州人的变化。温州人由最开始的餐饮业到服饰皮包行业,再转向贸易行业,到现在有人开始购买、经营巴黎的报刊亭。首先地域上的转变是从市中心向郊区扩散,形成一片商贸城。在获得资金以后,出现居住与工作的分离,温州人也开始享受生活,住别墅,买豪车。

  其次,当前形成了中国温州、法国巴黎、巴黎温州人这样的三重空间,三重空间不仅是三种地域,还是三种融合状态,更是他们的社会地位空间。

  最后,族群是具有优势的,移民必须要具有族群优势。这个优势来自自身特征,也与移出国的影响力相关。比如中东小国的影响力小,因此其移民族群优势就弱,在法国的社会地位就较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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